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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百年华诞（+0） [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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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求索百年辉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百年发展略记

2007年5月20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将迎来百年华诞。从1907到2007年，同济医学院培育出了“团结、严谨、求实、奋进”的优良院风，铸成了“同舟共济、自强不息”的同济精神，为祖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栉风沐雨积聚雄厚实力

1900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以德医公会的名义创办的同济医院正式挂牌。为了解决医疗人员缺乏的问题， 1907年，宝隆等在上海创建了“德文医学堂”，校址设在上海白克路（现凤阳路）。1908年，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取“同舟共济”之寓意。1912年，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1917年，迁至吴淞镇，由华人接办，更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4年5月20日，当时政府教育部下达训令，批准同济医科、工科为大学。自此，5月20日被定为校庆日。同济医工大学也获得德国教育当局的承认，荣膺“国际大学”称誉。

1927年8月，同济医工大学更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后，成立了医学院。医学院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崇尚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科研进一步发展。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药物学、病理学、细菌学等6个研究馆，生理学馆的规模和条件在国内首屈一指。姚永政教授著的《人体解剖学》被列为全国大学用书；在血吸虫病研究中，以李赋京教授命名的“李氏钉螺”和以姚永政教授命名的“姚氏钉螺”，轰动国内外科技界。“北有协和，南有同济”的雅誉，开始广为传颂。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被迫六次迁校，辗转沪、浙、赣、桂、云、川和越南。1940年到达四川宜宾和李庄。在迁校中，广大师生坚持教学、医疗和科研，找到了流行于川南一带的痺病的防治方案，挽救了当地成千上万群众的生命。该成果获得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在李庄6年，医学院规模不断扩大，至1945年，在校医学生达304人，在当时中国有医科的六所高校中，学生人数最多。

抗战胜利后，医学院迁回上海。金问淇、宋名通、裘法祖、过晋源等一批有志之士，从海外学成归国，加入到医学院的建设发展中。医学院院长谢毓晋及裘法祖、过晋源等教授创办的我国第一本医学科普期刊《大众医学》，经常被抢购一空。

学校有着光荣的***传统。无论是辛亥***、还是“五四”、“五卅”运动；无论是北伐战争，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济师生始终与祖国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参与其中。

铸就特色以贡献求发展

1950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内迁武汉。1951年8月，在武汉正式成立了中南同济医学院。

1955年3月，实力雄厚的同济医院整体由沪迁汉；同年6月，华中地区声名赫赫的原汉口协和医院划归医学院；武汉中南卫生专科学校、原山东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卫生系的部分师生也相继并入。中南同济医学院迁院建院任务至此全部完成。同年8月，更名为武汉医学院。

从上海到武汉，医学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代。

人才荟萃迁校建校完成后，医学院的师资力量、科研水平、医疗服务等有较大增强。1956年，国家首次给高校教师评级，将教授分为一至六个等级。高校林立的武汉地区评了13个一级教授，医学院就占7个，他们是所在领域的学术权威。

服务社会广泛祖国哪里最需要，同济人就会出现在哪里。1954年，武汉发生特大洪水，该院1000余人组成抢险突击队和医疗服务队参加防汛救灾。1976年，唐山大地震，该院130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救护队奔赴震区，奋战一个多月，救治伤员1.5万余人。1998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该院45支医疗队和防疫队坚守在全省各个险区。2003年，面对突如袭来的非典，同济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以赴投入抗非战役，近20名专家加入各级抗非研究中心或指挥中心，12名医务工作者被派往小汤山……

办学规模扩大 50年代，建立了卫生系、儿科系。70年代后，先后增设药学系、法医系、医学信息系等。195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62年在全国医学院校中第一批改为六年制；1981年，成为首批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单位。1985年7月，改名为同济医科大学。

1991年，建立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6年，成为自行审定增列博士生导师的单位之一。梨园医院划归该院，成为第三所直属附属医院。学院从解放前的一个专业发展成为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的综合性大学。

科研实力雄厚该院从1953年开始承担国家纵向科研任务，取得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50年代，首创“酒石酸锑钾三日疗法”，在全国得以推广应用,为500万血吸虫病人解除了病痛，是当年血防重大科技成果。1963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与心电图心音图同步显示的超声心动图仪，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奠定了我国超声心动图学研究的基础。70年代，在全国率先开展器官移植研究与临床实验，并成功完成了国内首例胰腺移植、带血管的肾上腺移植等手术。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该院21项科研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80年代，沈迪教授等发现的“一组新型血小板聚集功能缺陷症”被医学界命名为“沈迪氏病”。90年代，同济人发明的“体外培育牛黄”成为四个国家中药一类新药之一。

这一时期，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培训与研究合作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等相继在该院挂牌成立。

对外交流不断发展该院率先恢复对德交流，加强了国际合作，成为中国与德国文化交流的重点窗口和重要院校之一。1979年，以裘法祖教授为团长的“中国器官移植访问团”赴德访问。1980年，与德国海德堡大学正式签订了第一个和德国的校际交流合作关系，随后与德国埃森综合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多所大学、医学院或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德国也频繁来该院访问或讲学，德国前总统谢尔和西德前总理科尔都曾率代表团访问该院。在以德国为重点，全方位、多国家、多层次、多渠道开展国际交流的宗旨下，先后与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医院和企业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建立了学术交往和多项合作关系，培养长短期留学生近千人。1985年，裘法祖、武忠弼两位教授获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2002年，武忠弼教授又荣获德国星级大十字勋章，成为我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乘势而上在与时俱进中创新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顺应新一轮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院校调整的大潮，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组建为华中科技大学。6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成立。合校后，同济医学院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各项工作取得新的可喜成绩。

学院现有教职工6400余人，其中中科院资深院士1人，德国自然科学院院士1人，正副教授900余人；博士生导师274人，硕士生导师810余人；长***、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9人。在校本科生4700余人，研究生3820人，留学生110余人。

学院设有13个院系，拥有12个本科专业，6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点，46个二级学科授权点， 59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国家重要的医药卫生人才的培训基地和培养基地之一。学院建有5个国家部委重点实验室和4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承担“985工程”一期共建项目55个，教育部“211工程”建设项目2个。

学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继90年代率先在医药院校中实行“学制互通、优胜劣汰”制度、学分制和本科生导师制之后，2000年以来，以创建一流教学、一流本科为目标，又率先在医学院校中实行教学质量督导制。共获国家教学成果奖4项，省级教学成果奖36项；先后获国家精品课程6门。在“十五”、“十一五”全国规划教材和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材建设中，主编教材达74门次，还共同主编了《黄家驷外科学》等大型参考书。不少教材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由该院编辑并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22种，居全国医学院校首位。

2000年以来，获得各类科研资助项目1800余项，获资助纵向科研经费达2.3亿余元。其中国家“973”首席科学家项目2个，国家“973”计划项目课题及子课题12个，国家“863”计划课题17个，国家科技攻关课题34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4项。有263项次成果获省市级以上奖励，其中***、蔡红娇、陈孝平、王新房、张旭等5人完成的课题分别获2001、2002、2003、2005、2006年国家级科技成果奖二等奖。科研上的异军突起，引起了科技界和医学教育界的高度关注，他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同济现象”。

附属协和、同济医院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得到社会广泛认可，门诊量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2006年合计超过400万人次；分别荣获“全国十家文明服务示范医院”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单位”等荣誉。梨园医院成为湖北老年病防治研究中心。2004年，襄樊市中心医院、荆州市中心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广东东莞医院等7所医院相继成为附属医院。

在百年办学中，该院为社会培养了7.3万余名医药卫生人才，裘法祖、吴孟超、吴旻、陆道培、侯云德、张涤生、周宏灏等10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部长何界生和殷大奎，中国汽车之父饶斌，人民的好医生韦加宁，全国劳动模范郑家宝、桂希恩，荆楚十大健康卫士戴宗晴、张应天等，都是杰出的校友代表。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喜庆百年华诞，同济人迈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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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21 22:02 浏览 : 10110 回复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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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17 编辑于 2010-08-09 19:30

• 2021年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变了，事关医生的钱袋子，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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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宝隆-同济创始人

埃里希·宝隆 ErichPaulun 1862年3月4日出生于德国布伦瑞克(Brauschweig)附近的舍彭施德特(Schoppenstedt)。曾在基尔的海军学校学军医。毕业后当军舰舰医。1891年，随舰来到上海。当时上海流行霍乱、伤寒、疟疾等病，且缺医少药。他便离开海军，先回德国进修医学。2年后他再次来到上海时，已具有较高的外科手术水平，成为当时中国最早施用手术治疗癌症的医生之一。起初，中国病人由于惧怕西医，不让宝隆诊病，他就进行宣传解释，使人们了解西医，相信他能治病，并与在沪的几名德国医生组成“德医公会”。1899年，宝隆见德医公会营业不振，就想办一家门诊所，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的支持，他们向中国绅商和德国公司、企业募捐到一笔款项。克纳佩又派费舍尔施压力于上海的中国官员。上海道扎饬善堂，拨了坐落张家浜新马路(后名白克路、现名凤阳路)旁一块地皮，给宝隆办医院。院门口挂上一块一尺见方的小木牌，上写“同济医院”，寓意该医院是德国人与中国人同舟共济的。后来，宝隆拟在医院内附设一所德文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培养施诊医生。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及德国高等教育司司长阿尔托夫的赞同。1906年，设立了一个支持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取得德国“促进德国与外国思想交流的科佩尔基金会”的协助，筹集到价值八万马克的一批医科书刊及新式的外科手术电动器械等物品，这些物品在启运上海前，先在柏林医院展览一周，德皇威廉二世和清政府驻德公使孙宝琦曾到场观看。1907年6月医学堂开学前，阿曼教授从德国带来了一批大专院校和企业捐赠的挂图、标本、显微镜、各种器械以及医学专业书籍，其中最可贵者，是摹绘自柏林大学的解剖与生理挂图。经过宝隆等积极筹备，1907年6月3日召开德文医学堂成立会，宝隆任校长，10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

2007-05-21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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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医学会公示2021年推选院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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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同济长征"路线图（武忠弼）

我亲历的"同济长征"路线图
- 忆母校1937-1946的辗转播迁 -武忠弼
我们同济医学院在上世纪30年代曾先后经历过二次“淞沪抗日战争”的洗礼，一次是在1932年的1月28日，那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乘势举兵南下，入侵上海，受到当年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率部抵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学校曾遭到日寇的轰炸，部分校舍被毁，但国民党很快就投降了，战事随以与日本鬼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议”而告终。另一次“淞沪抗日战争”发生在1937年8月13日。当时，日寇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驱动下，在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之后，大举南下，登陆吴淞口，直逼上海市区，我们美丽的校园随成了炮火纷飞的战场。这时的校长翁之龙错以为战事还是会与上次的“一二八”抗战一样，很快就会结束，于是决定将学校临时迁往当时法租界上的地丰路暂避，这是母校的第一次迁移，但是这次他错了，最后不得不在1937年底将学校由上海迁往邻近的浙江金华，并在此复课，仍然企图暂避，以便随时回归上海。但遗憾的是，这次他又错了。事实是，日寇在久攻上海不下的形势下，不得不转而进犯杭州湾，并从背后与上海的鬼子一起夹攻上海。在这样的形势下，金华受到了战事威胁，翁之龙校长在同学们的强烈请愿下，乃被迫进一步南迁，从而开始了前后历时八年余的“同济长征”。我也就随着学校经历了辗转播迁，最后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作为母校的一名老学生，深深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亲历的这次母校史无前例的“同济长征”的轮廓，即母校长征的路线加以回忆和追述，供同学们参考。我在地图上大致测算了母校8年往返播迁的路线，约相当于著名的红军长征，故姑妄名之为“同济长征”。（附路线略图）
（一）在金华的短短逗留：我们在金华只逗留了大约6周的时间，1938年春由于受战事的威胁，学校不得不决定经浙赣铁路南迁江西赣州。当我们途经南昌时，当时在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的母校工学院毕业校友多人，曾向校领导提出倡议，为了安全和减少损失，他们愿为母校提供足够的船舶，力争一劳永逸地将全校师生员工和校产由南昌直运四川，并从此立足于当时的“陪都”重庆。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据说是因为校长翁之龙私心作怪，即唯恐到达重庆后他的校长宝座难保，而可能被原来的同济大学校长、当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所取代，所以拒绝了校友的好意而坚持南迁赣州。在此情况下，当时在母校工学院读书的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就是被冯将军派人专程来南昌接走的，看来他也不赞同这样的决定。
（二）南迁江西赣州：从南昌南去赣州有一条南北流向的赣江，学校便用木船分组分批将师生员工和校产溯江而上，陆续运往赣州，赣江的江水清彻见底，但因系逆流而上，船行缓慢，我们常跳下江中用力推船前行，终抵赣州。那时，我们医学院的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设在赣州以北的吉安，学校的其他各院系则集中赣州。这时，我们还有许多位德国教授随同迁来赣州，其中包括一直陪同我们到全国解放后的生理学教授史图博（Prof. Stübel）。赣州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根据地之一，民风朴实，那时的江西全省无一所大学，对于名校同济的到来欢欣鼓舞。但由于条件贫乏，学校只好将当地原有的一些祠堂、衙门、庙宇等略加修缮，供各个单位勉强使用。记得那时我们的学生宿舍就是被安排在一所古庙里，将大殿里的菩萨请出，再用木料搭满双层通铺，入夜，大家或比肩或抵足而眠，倒也别有一番风味。那时的上课则安排在另外的衙门或祠堂里，每天早晚大家一路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步行往返；课余就上街演唱抗日救亡活报剧，向市民们宣传抗日救国。那时，同学们大多已与家庭失去联系，经济来源断绝，学校就给我们发放“抗战贷金”每人每月7元，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习。但是，好景不长。在赣州只逗留了8 个多月，也就是到了1938年的秋天，却由于某些师生的行为不检，而遭到当地居民的厌恶和蔑视，甚至在城外路面上写下要驱逐同济出境的标语。面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地下党员、学生会主席陶亨咸（中科院院士，已故）带头向校领导请愿迁校，在同学们的拥护和积极支持下，终于得以实现。这次迁校的目的地定为广西贺县的八步镇。
（三）在八步镇的遭遇：广西贺县八步镇是有名的锡矿区。我们于1938年秋又从赣州出发，跋山涉水，南越大庾岭，经广东韶关、南雄，沿着粤桂线，过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阳朔而徒步东行，直抵贺县八步。八步只是一个区区小镇，除盛产锡矿外，可谓一无所有，但却是日寇轰炸的目标。我们到达后，学校赶建简陋的校舍，我们就住在木板搭成的宿舍里，等待开课。就在此时，鬼子的轰炸机却又“悄然光临”，不得已，我们只好跑到宿舍旁的壕沟里躲避，而鬼子真是欺人太甚，他们把飞机降到不足百米的低空，用机枪向我我们扫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鬼子飞行员那戴着头盔的头和丑恶的嘴脸，机枪**就嗖嗖地在我们面前不足一米处的地面炸响。等到鬼子飞走后，回到宿舍一看，我们那木板搭成的宿舍门窗和屋顶已是弹痕累累，惨不忍睹。就在这时，鬼子的**又直逼广东三水，八步又受到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八步仅逗留了不足一个月，学校又不得不决定再次迁徙。可能是考虑到想“一劳永逸”，这次迁徙的目标定在了云南昆明。
（四）西迁昆明途中：从八步西去昆明，当年有两条路线供选择，一条是西越百万大山，经百色而入云南；另一条是经广西南疆凭祥，南出“镇南关”（后改“睦南关”，现称“友谊关”），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转赴昆明。当时，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的迫害造成的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仇视，穿越百万大山和百色多有不便，大家乃选择了经河内入昆明的路线。就这样，我们乃于1938年11月间，用步行、汽车、轮船相结合的办法，经贺县去梧州，再溯江西上南宁转龙州办理签证入越，最后于年底前到达了昆明。
（五）在昆明的岁月：到了昆明之后，由于无法找到集中的校舍，学校仍不得不分散在昆明市内各处。后来与我们同在昆明的，还有位于近郊的上海医学院和由来自北京的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在昆明总算过了两年多的“太平日子”，恢复了课业和学习，但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同学们吃的满是砂砾和稗子的米饭，又没有肉吃，在馋得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我们组织了妙语双关的“打狗队”，一是暗指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走狗“三青团”，二是指真的到街上打野狗来吃狗肉，聊以解馋。可是，到了1940年，鬼子飞机又经常来轰炸骚扰，“空袭警报”声不断，到后来大家几乎天天都要“逃警报”。在一次敌机轰炸中，我们医学院的一位女同学因被**爆炸掀起的泥土埋住而不幸牺牲。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又不得不决定再次转移，并把这次的目标定在四川省的南溪县李庄镇，只有医学院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定在宜宾市。在这里，我们一直呆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成了抗战期间我们母校辗转西迁的最后一站。
（六）母校“西征”的最后一站李庄和宜宾：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和宜宾市均位于长江之滨，两地相距不过30里，有班轮联系，尚称方便。李庄在当时也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但却有着一系列的寺、庙、宫、殿等建筑物可供改建使用，例如学校的总办公室就设在禹王宫、工学院设在东岳庙、理学院设在南华宫、医学院前期设在祖师殿、图书馆设在王爷庙、女生宿舍设在慧光寺、测量系大地测量组设在文昌宫、德文补习班设在郊外麻柳坪、工学院男生宿舍设在羊街，等等。并且，除了我们同济大学外，还有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几个所也设在这里。一时间，小小的李庄竟成了群贤荟萃、龙盘虎踞的胜地。在这里，我们还于1942年5月20日庆祝了母校的35周年校庆。从1941年春到1946年，我们在李庄和宜宾整一共呆了6个年头。在李庄的时候，我们没有电灯，晚上每个人只好用一个昏暗的菜油灯盏来读书自习，而且为了省钱，基本上只点燃一根用灯草做的灯芯。与现在同学们的学习条件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抚今思昔，真是令人既羡慕又感慨。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却为四川人民的健康作出一件前无古人的贡献。记得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宜宾中学的学生们按惯例“打牙祭”（四川同胞对加餐的俚称），却发生了大批学生中毒事件，表现为身体软弱无力，有的还有呼吸困难，生命垂危，当地称之为“Pa病”（“Pa”在四川话中意为软瘫）。在接到呼救后，我们当时的校医、后来的医学院长唐哲教授等立即赶往施救，并立即判定与食物中毒有关，而且症状有些象钡中毒，同时还发现凡当晚喝汤越多者，病情也越重，于是立即决定边抢救，边对喝剩的汤进行化验，结果发现汤中果然含有钡盐, 再查食盐，才发现盐中确含有大量氯化钡。后来又反复进行动物实验，确认了在四川为害多年并被称为Pa病的这种地方病，原来就是含钡食盐引起的氯化钡中毒。再查这种食盐的来源，却发现竟是四川省五通桥生产的“桥盐”，于是真相大白，我们也都感到能为四川人民除一害而庆幸。然而正当学校准备将此研究成果上报时在重庆的“中央卫生署”时，五通桥盐商却专程登门，又是送礼，又是说情，央求学校不要上报，以免危及他们的“钱”途，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最后还是作了广泛通报。与此同时，为了四川人民的健康，我们也向盐商提出了建议，向他们生产的“桥盐”中加入“芒硝”（硫酸钠），就可使盐中含有的氯化钡转化为难溶性硫酸钡而沉淀下来，予以去除。从此，四川就再无Pa病为害了。如所周知，日本鬼子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无不欢欣鼓舞，准备着“复员”回迁上海。这时，我们本来应当是可以乘船直接东归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美国主子的支持下，为了赶往上海及东北各地抢夺地盘和财物，实行他们的“劫收”，霸占了一切交通工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租乘当年的“木炭汽车”。由宜宾出发，辗转经陆路遄返上海，真可谓历尽艰辛。当年由于汽油极度短缺，长途汽车无法运行，目睹这种困境，母校工学院一位校友和和青年教师发明了这种"木炭汽车"，就是在卡车驾驶室门外的踏板上安装了一个圆筒形的炭炉，用燃烧木炭来产生“煤气”的办法，为卡车提供燃料。这一发明，为当年克服交通困难作出了史无前例的重要贡献。遗憾的是，这位校友却在一次亲自试车中，不幸翻落山谷，壮烈牺牲。我们1946年春就是乘坐这种“木炭汽车”，由宜宾北上成都，再登秦岭，出剑门关，经陕西宝鸡转河南洛阳，再经陇海铁路东至徐州，转乘当年的津浦铁路至南京，再转乘京沪铁路返抵上海。到达上海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的宝隆医院已被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美合作所”侵占，并被改名为“中美医院”。而在我专程前往我们原在吴淞镇北的校园探望时，才发现我们美丽的校园已经是片瓦无存，变成了大片稻田。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校园当年曾成为“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的主战场，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使我们的校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变成了一片废墟，后来被当地农民改种成稻田，只剩下原来大礼堂的地坪，由于是深厚的混凝土浇筑，而得以免遭破坏，成了唯一的历史见证，目睹此情此景，真令人不胜唏嘘，感慨系之！在这种医院被占，校园被毁的情况下，我们回到上海后变成了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幸赖时在上海的几位医学院老校友、老名医的积极奔走呼吁，并通过蒋夫人宋美龄的帮助，最后，据说是经蒋介石的“手谕”，才得以将我们的医院收回，但条件有二，一是不得更改“中美医院”的院名，二是要在医院的庭院中为“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目戴笠建立一座铜像，以“纪念”不久前在南京机毁人亡的戴笠。鉴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收回宝隆医院的决心，学校不得不勉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而才得以及时收回了我们的医院，并只得保留了“中美医院”的院名，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才改为“同济医院”。但戴笠铜像的事，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拖的办法，最后不了了之。否则这岂不成了同济的奇耻大辱。医院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医学院的院址和教学用房依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后来几经努力，才获得善钟路100弄10号汉奸汪精卫得力助手周佛海的住宅，作为医学院前期（基础部）的用房。但学生宿舍则只得在市内另行租房暂用。这就是当时艰难而的尴尬局面。直到1950年初，在“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方针指导下，中央决定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加上当时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坚持申请和再三联系，经当时地下党组织的动员，医学院乃于1951年底开始西迁武汉。这是后话，将另文追记。

2007-05-21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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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离东北也许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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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21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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