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逐鹿】百年同济，百年辉煌——同济百年历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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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楼

同济历史沿革（合校前）

德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获胜后，实现了以普鲁士邦为首的全国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德皇威廉二世推进"世界政策"，向海外扩展殖民地，争霸世界。 1891年德国海军舰医埃里希·宝隆(Erilch paulun)随舰首次来上海。当他看到上海流行霍乱、伤寒、疟疾等疾病，且缺医少药时，就决定离开海军，先回德国进修医学。1893年他再次来到上海，就在德国总领事馆附近设立了诊所，并与在沪的几名德国医生组成"德医公会"。1899年，"德医公会"营业不振，宝隆私下通过中国绅商和德国公司、企募捐到一笔款项。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克纳佩(W·Knappa)乘八国联军战胜中国的余威，派领事馆参赞费舍尔(P·D·Fischer)施压于上海的中国官员上海道扎饬善堂，拨了座落在张家浜新马路( 现上海凤阳路)旁一块地皮，给宝隆办医院。1900年，宝隆创办的"同济医院"正式挂牌。医院的医师大都是"德医公会"成员。他们白天忙于经营自己的诊所，只有傍晚到医院看门诊、动手术。宝隆看到医疗力量不足，拟在院内设立一所德文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以培养施诊医生，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及德国高等教育司的赞同。1906年，设立了一个支持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得到了德国"促进德国与外国思想交流的科佩尔基金会"的协助。筹集到一批医科书刊及新式的外科手术电动器械等物品。这些物品在启运上海前，先在柏林医院展览一周，德皇威廉二世和清政府驻德公使孙宝琦曾到现场观看。

1907年6月医学堂开学前，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在上海不仅号召德国商人捐款，而且要求德国洋行向中国商人募捐。费舍尔还要求中国官方资助，捐款金额较多者可成为医学堂董事会董事。医学堂建立时定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成立了董事会。董事会由18人组成，主要成员有：三个德医公会元老：宝隆、福沙伯、福尔克尔；三名德国商人：莱姆克、米歇劳和赖纳；两名中国绅商：朱葆三（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及上海商务会会长，大买办）、虞洽卿（荷兰银行买办）；总领事馆的副领事弗赖海尔·冯·吕特等。宝隆被推选为董事会总监督（董事长）兼学堂首任总理（校长），全面负责学堂工作。校址设在同济医院对面的白克路（今上海凤阳路）。1907年10月１日医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寓意德国人与中国人同舟共济）。"同济"二字从德文"Deutsch"谐音而来。1909年，宝隆博士因病于3月5日在上海逝世。上海德医公会元老福沙伯博士接任同济德文医学堂总监督兼总理。1910年12月，德国政府及工商界看到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已取得信誉和办学经验，同时认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而且近千名德国商人在上海经商，于是他们策划办一所工学堂。12月10日，德国工商界和银行界领袖***，推选德国枢密政府顾问费舍尔博士为首，在中国建立一个德国工学堂协会。在费舍尔的号召下，短短几月就筹得175万马克资金。

　 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设医、工和德文三科。由校董事会筹措办学经费，由福沙伯全面领导学堂事务。当年，医正科三级学生张近枢、何理中、江逢治３人，按照德国大学医科考试规则参加学堂的第一次毕业考试，均顺利通过，如期毕业。他们是同济医工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２月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不久对德宣战。３月17日，上海法租界当局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的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当众宣布解散学校，并限令师生当日离校。为此，社会各界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设法对同济学生作善后安排。教育部马上派人商议，把学校迁到吴淞镇，继续开学上课。４月23日，教育部下令学堂改属华人私立学校，由华人董事会办学，直属教育部领导。同年12月，更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2年学校迁往吴淞镇。

1924年５月20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改名为同济医工大学（因此，５月20日定为校庆日）。1927年８月，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原医、工两科分别更名为医学院、工学院。1937年又先后增设了文、理、法等学院，从而成为了一所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学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同济大学医学院学生就积极参加反帝大***，并通电社会，揭露"五卅"惨案真相，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成为抗日救国会，上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多次同上海其他大学的学生一起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积极抗日。学校还组织了抗日救护队，支援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同年８月，日本飞机接连轰炸吴淞地区，校舍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师生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有沪西迁，途径浙江、江西、广西、云南，历经艰辛，辗转跋涉千里，于1940年10月到达四川省宜宾县和南溪县。师生齐心协力，在危难艰苦之中，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进行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当迁校至江西赣州时，医学院德籍院长柏德辞职，由皮肤科专家宁誉任院长，他是第一位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的中国人。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７月，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回上海。1947年，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济师生3000多人，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1948年１月，为抗议反动当局迫害进步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绝食斗争。解放前夕，学校组织了应变会、纠察队，积极开展护校应变工作，取得了团结护校迎解放的胜利。1949年５月，上海解放。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唐哲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医学院院长。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内迁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命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主管。同年，３００多名师生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上前线为志愿军服务。1951年６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成立党支部，殷传昭任党支部书记。1955年３月，同济医院从沪迁汉，完成后期部分的迁院工作。1955年６月，汉口协和医院划归中南同济医学院作为附属医院，迁校建校任务完成。

1955年8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更名为武汉医学院。唐哲任武汉医学院院长。同年，山东医学院卫生系学生及部分教师调整来汉与学院公共卫生学馆师生合并，建立了卫生系。1956年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1957年２月，召开中共武汉医学院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一届党委会，设党委常委，殷传昭同志任党委书记。1958年3月，李光宇同志任党委书记。同年，增设儿科系（1962年停办，1978年恢复）。1959年4月，召开中共武汉医学院第二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二届党委会，未设党委常委。李光宇同志任党委书记。1960年6月，召开中共武汉医学院第三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三届党委会，设党委常委。李光宇同志任党委书记。1962年，经卫生部批准，学院在全国医学院校中第一批改为六年制。同年，在医学系增设了德语医学班，并在部分年级开设了德语普通班。1965年，苏星同志任党委书记。从1966年开始，"***"十年***，学校连续5年未招收学生。1971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2年增设药学系。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经过拨乱反正，端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校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8年起，学校由卫生部主管，受卫生部与湖北省双重领导。同年，在卫生系增设环境医学专业。从此，全院各学科恢复招收研究生。1980年，医学系恢复德语医学班，学制为六年。1981年2月，张泽生任临时党委书记，裘法祖任武汉医学院院长。同年8月，召开武汉医学院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四届党委会，设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届），张泽生同志任党委书记。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院为首批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单位。1982年建立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并开设三年制卫生管理专修课。1984年，吴在德任武汉医学院院长，裘法祖任名誉院长。

1985年7月，武汉医学院改名为同济医科大学。吴在德任校长，裘法祖任名誉校长。从1985 年起，在学生中试行学分制和学年制相结合的新制度。1986年，正式成立法医系，7月，召开中共同济医科大学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济医科大学第五届党委会，设党委常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届），叶世铎同志任党委书记。1987年2月，在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社会科学部。同年实行校长负责制，11月，刘树茂同志任党委书记。1 988年创办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1989年，临床医学专业开始招收留学生，同年，恢复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1年成立妇幼卫生系。批准建立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 2年6月，召开中共同济医学大学第六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党委会，刘树茂同志任党委书记，薛德麟同志任校长。同年10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在校内挂牌。1 993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在校内挂牌。同年成立预防医学系、环境医学系，卫生管理系、教育技术中心。1994年11月，批准建立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7年9月，黄光英同志任党委书记，洪光祥同志任校长。同年，学校全面实行学分制。2000年，新增生物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07-02-15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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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科夜班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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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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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楼

"5.20"校庆日的由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政府为宣扬其文化，设法在中国办学，扩大其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影响。

1900年，德国医生宝隆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医院，取名“同济医院”，寓意“同舟共济”，宝隆任院长。随着同济医院声誉的提高，上门求医的病人越来越多，而医院的医疗力量严重不足。宝隆计划在医院附设一所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培养施诊医生，这一计划得到了德国政府的支持。1907年10月1日，医学堂正式开学，取名为“德文医学堂”。第二年，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

“同济德文医学堂”开办短短的几年就取得了良好的信誉和经验，德国政府意识到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就决定在上海开办一所工学堂。1912年，工学堂建成，与医学堂合并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

1917年3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政府对德宣战并与之绝交，德国人办同济的历史也由此结束。4月2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训令，将“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改名为“同济医工学堂”。后经教育部审查批准立案，定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其后，同济校董会几次呈文教育部，请求准予校名改为同济医工大学。教育部经多次派员视察、核查，于1924年5月20日下达训令：“该校学制系参照德国大学通则办理，核其内容与部订大学条例尚无抵触，应准改为大学，以宏造就。”时值吴淞新校舍举行落成典礼，学校一并予以庆祝，从此以后，每年的5月20日就成为同济的校庆日。

2007-02-15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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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分享】要就业了，工作单位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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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

丁香园荣誉版主

38楼

同济迁汉关键人物之一：齐仲桓小传

关心同济历史的人们一定记得那篇“50年前的报告－同济内迁纪实”吧？那是当年
我从故纸堆里找出来，并啄虫般打印出来的文章（13页，1万4千余字）。原名是“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代表团总结报告（一九五零年六月）”。同时还有一篇“国立
同济大学理、工学院代表团总结报告（一九五零年六月）”，打了3页，兴趣索然，
因为里面没有熟悉的人，就扔下了。昨晚与某位院内子弟聊天，谈起原中南卫生部
副部长齐仲桓的一生，不胜唏嘘。回家一查原文，发现我打错了字，把“桓”打成
了“垣”。在“google”上一检索“齐仲桓”，哇，也有十几篇文章！

齐仲桓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对同济在武汉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见内
迁报告）。可惜被打成右派，***中被迫害致死。只活了59岁。可惜啊！能干的领
导干部被打到，留下那些。。。。。。唉！

革命名医齐仲桓小传徐建明

　　齐仲桓，男、汉族，奉天省(今辽宁省)法库县人。生于1910年，1970年含冤去
世。1929年考入奉天(今沈医科大学，1935年毕业后曾任北平第三卫生事物所医师。
1936年任汉口平汉铁路局卫生科保健主任，1937年到河南陕州戒烟院院长，后到绥
远投奔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参加抗日活动。

“七、七”事变后，为了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中国***发出了“枪口对外，
一致抗日”的号召，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响，仲桓毅然离开商震给予他高官厚禄
的国民党部队，和宫乃泉一起投奔了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徐特立时说：
“我一直在寻找真正的抗日部队，今天终于找到了，让我参加八路军吧!”徐老笑着
说：“你们听说过叶挺吗?他领导的新四军也是抗日的队伍，他们非常需要医务人员
啊!”在徐老的指引下，仲桓从武汉到南昌参加了叶挺领导的新四军，被任为军医处
保健主任。他曾挥动双臂教战士学唱新四军歌：“光荣北阀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
的姓名……”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5日，我党中央军委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同年3月
，仲桓重回新四军卫生部任医务主任。在他的倡议下，新四军卫生部于1941年举办
卫生干训练班六期，由他亲自授课，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卫生工作者。1942年至19
45年间，仲桓曾先后任新四军三师，四师卫生部部长，并在四师创建卫生学校，培
训各级卫生干部500多人。在新四军四师创办的《拂晓报》卫生专刊上，仲桓先后发
表了《组织农村中西医》、《1945年淮北地区卫生工作附议》等多篇文章，为战争
和四师驻地的周围农民服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国民党**向华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华东野战军北撤山东
过程中，仲桓亲自带领部队医院在苏北涟水县以北收治和转运伤病员，在极其困难
的条件下，保障了伤病员的及时治疗和安全转移。1947年7月，仲桓率卫生部主力西
进，参加创建中原解放区斗争。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卫生部长、华东军区
和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并撰写出版了《农村卫
生研究》一书。

全国解放后，仲桓曾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部长；中南文教委员会
副主任；华中行政委员会卫生局长。1955年任中央卫生部部长助理，中华医学会副
会长。1956年秋率中国卫生代表团赴苏联学习考察，被苏联政府授为卫生学会名誉
会员。1957年11月1日在《健康报》发表了《苏联保健工作所见》一文。

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河北省承德医学专科学校当教员。1962年夏
，陈毅副总理到承德视察时对齐仲桓说：“应该多做工作，党是不会忘记对党做出
贡献的人的。”十年内乱中，仲桓又被错定为“右派分子翻案”、现行“反革命分
子”等罪名，倍受摧残，于1970年4月25日，含冤离开了人世，时年仅59岁。

仲桓一生坚持真理，申张正义，胸怀磊落，刚正不阿。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从不消沉。纵然在被冤枉的日里，仍满怀信心地为党工作。

在承德医专担任教员期间，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利用闲暇时间搞环境污染的社会调
查，用业余时间为青年教师讲授英语。

1975年2月12日，国务院卫生部为齐仲桓平反昭雪，并召开了追悼大会。悼词中说：
“齐仲桓是中国***的好党员，好干部”，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
革命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2007-02-15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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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进膝关节的痛风石，都是年轻时大量喝啤酒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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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

丁香园荣誉版主

39楼

我亲历的"同济长征"路线图（武忠弼）

我亲历的"同济长征"路线图
- 忆母校1937-1946的辗转播迁 -
武忠弼
我们同济医学院在上世纪30年代曾先后经历过二次"淞沪抗日战争"的洗礼，一次是在1932年的1月28日，那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乘势举兵南下，入侵上海，受到当年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率部抵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学校曾遭到日寇的轰炸，部分校舍被毁，但国民党很快就投降了，战事随以与日本鬼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议"而告终。另一次"淞沪抗日战争"发生在1937年8月13日。当时，日寇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驱动下，在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之后，大举南下，登陆吴淞口，直逼上海市区，我们们美丽的校园随成了炮火纷飞的战场。这时的校长翁之龙错以为战事还是会与上次的"一二八"抗战一样，很快就会结束，于是决定将学校临时迁往当时法租界上的地丰路暂避，这是母校的第一次迁移，但是这次他错了，最后不得不在1937年底将学校由上海
迁往邻近的浙江金华，并在此复课，仍然企图暂避，以便随时回归上海。遗憾的是，这次他又错了。事实是，日寇在久攻上海不下的形势下，不得不转而进犯杭州湾，并从背后与上海的鬼子一起夹攻上海。在这样的形势下，金华受到了战事威胁，翁之龙校长在同学们的强烈请愿下，乃被迫进一步南迁，从而开始了前后历时八年余的"同济长征"。我也就随着学校经历了辗转播迁，最后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
作为母校的一名老学生，深深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亲历的这次母校史无前例的"同济长征"的轮廓，即母校长征的路线加以回忆和追述，供同学们参考。我在地图上大致测算了母校8年往返播迁的路线，约相当于著名的红军长征，故姑妄名之为"同济长征"。
（一）在金华的短短逗留：我们在金华只逗留了大约6周的时间，1938年春由于受战事的威胁，学校不得不决定经浙赣铁路南迁江西赣州。当我们途经南昌时，当时在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的母校工学院毕业校友多人，曾向校领导提出倡议，为了安全和减少损失，他们愿为母校提供足够的船舶，力争一劳永逸地将全校师生员工和校产由南昌直运四川，并从此立足于当时的"陪都"重庆。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据说是因为校长翁之龙私心作怪，即唯恐到达重庆后他的校长宝座难保，而可能被原来的同济大学校长、当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所取代，所以拒绝了校友的好意而坚持南迁赣州。在此情况下，当时在母校工学院读书的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就是被冯将军派人专程来南昌接走的，看来他也不赞同这样的决定。
（二）南迁江西赣州：从南昌南去赣州有一条南北流向的赣江，学校便用木船分组分批将师生员工和校产溯江而上，陆续运往赣州，赣江的江水清彻见底，但因系逆流而上，船行缓慢，我们常跳下江中用力推船前行，终抵赣州。那时，我们医学院的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设在赣州以北的吉安，学校的其他各院系则集中赣州。这时，我们还有许多位德国教授随同迁来赣州，其中包括一直陪同我们到全国解放后的生理学教授史图博（Prof. Stübel）。赣州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根据地之一，民风朴实，那时的江西全省无一所大学，对于名校同济的到来欢欣鼓舞。但由于条件贫乏，学校只好将当地原有的一些祠堂、衙门、庙宇等略加修缮，供各个单位勉强使用。记得那时我们的学生宿舍就是被安排在一所古庙里，将大殿里的菩萨请出，再用木料搭满双层通铺，入夜，大家或比肩或抵足而眠，倒也别有一番风味。那时的上课则安排在另外的衙门或祠堂里，每天早晚大家一路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步行往返
；课余就上街演唱抗日救亡活报剧，向市民们宣传抗日救国。那时，同学们大多已与家庭失去联系，经济来源断绝，学校就给我们发放"抗战贷金"每人每月7元，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习。
但是，好景不长。在赣州只逗留了8 个多月，也就是到了1938年的秋天，却由于某些师生的行为不检，而遭到当地居民的厌恶和蔑视，甚至在城外路面上写下要驱逐同济出境的标语。面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地下党员、学生会主席陶亨咸（中科院院士，已故）带头向校领导请愿迁校，在同学们的拥护和积极支持下，终于得以实现。这次迁校的目的地定为广西贺县的八步镇。
（三）在八步镇的遭遇：广西贺县八步镇是有名的锡矿区。我们于1938年秋又从赣州出发，跋山涉水，南越大庾岭，经广东韶关、南雄，沿着粤桂线，过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阳朔而徒步东行，直抵贺县八步。八步只是一个区区小镇，除盛产锡矿外，可谓一无所有，但却是日寇轰炸的目标。我们到达后，学校赶建简陋的校舍，我们就住在木板搭成的宿舍里，等待开课。就在此时，鬼子的轰炸机却又"悄然光临"，不得已，我们只好跑到宿舍旁的壕沟里躲避，而鬼子真是欺人太甚，他们把飞机降到不足百米的低空，用机枪向我我们扫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鬼子飞行员那戴
着头盔的头和丑恶的嘴脸，机枪**就嗖嗖地在我们面前不足一米处的地面炸响。
等到鬼子飞走后，回到宿舍一看，我们那木板搭成的宿舍门窗和屋顶已是弹痕累累，惨不忍睹。就在这时，鬼子的**又直逼广东三水，八步又受到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八步仅逗留了不足一个月，学校又不得不决定再次迁徙。可能是考虑到想"一劳永逸"，这次迁徙的目标定在了云南昆明。
（四）西迁昆明途中：从八步西去昆明，当年有两条路线供选择，一条是西越百万大山，经百色而入云南；另一条是经广西南疆凭祥，南出"镇南关"（后改"睦南关"，现称"友谊关"），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转赴昆明。当时，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的迫害造成的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仇视，穿越百万大山和百色多有不便，大家乃选择了经河内入昆明的路线。就这样，我们乃于1938年11月间，用步行、汽车、轮船相结合的办法，经贺县去梧州，再溯江西上南宁转龙州办理签证入越，最后于年底前到达了昆明。
（五）在昆明的岁月：到了昆明之后，由于无法找到集中的校舍，学校仍不得不分散在昆明市内各处。后来与我们同在昆明的，还有位于近郊的上海医学院和由来自北京的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在昆明总算过了两年多的"太平日子"，恢复了课业和学习，但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同学们吃的满是砂砾和稗子的米饭，又没有肉吃，在馋得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我们组织了妙语双关的"打狗队"，一是暗指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走狗"三青团"，二是指真的到街上打野狗来吃狗肉，聊以解馋。可是，到了1940年，鬼子飞机又经常来轰炸骚扰，"空袭警报"声不断，到后来大家几乎天天都要"逃警报"。在一次敌机轰炸中，我们医学院的一位女同学因被**爆炸掀起的泥土埋住而不幸牺牲。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又不得不决定再次转移，并把这次的目标定在四川省的南溪县李庄镇，只有医学院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定在宜宾市。在这里，我们一直呆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成了抗战期间我们母校辗转西迁的最后一站。
（六）母校"西征"的最后一站李庄和宜宾：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和宜宾市均位于长江之滨，两地相距不过30里，有班轮联系，尚称方便。李庄在当时也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但却有着一系列的寺、庙、宫、殿等建筑
物可供改建使用，例如学校的总办公室就设在禹王宫、工学院设在东岳庙、理学院设在南华宫、医学院前期设在祖师殿、图书馆设在王爷庙、女生宿舍设在慧光寺、测量系大地测量组设在文昌宫、德文补习班设在郊外麻柳坪、
工学院男生宿舍设在羊街，等等。并且，除了我们同济大学外，还有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几个所也设在这里。一时间，小小的李庄竟成了群贤荟萃、龙盘虎踞的胜地。在这里，我们还于1942年5月20日庆祝了母校的35周年校庆。
从1941年春到1946年，我们在李庄和宜宾整一共呆了6个年头。在李庄的时候，我们没有电灯，晚上每个人只好用一个昏暗的菜油灯盏来读书自习，而且为了省钱，基本上只点燃一根用灯草做的灯芯。与现在同学们的学习条件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抚今思昔，真是令人既羡慕又感慨。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却为四川人民的健康作出一件前无古人的贡献。记得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宜宾中学的学生们按惯例"打牙祭"（四川同胞对加餐的俚称），却发生了大批学生中毒事件，表现为身体软弱无力，有的还有呼吸困难，生命垂危，当地称之为"Pa病"（"Pa"在四川话中意为软瘫）。在接到呼救后，我们当时的校医、后来的医学院长唐哲教授等立即赶往施救，并立即判定与食物中毒有关，而且症状有些象钡中毒，同时还发现凡当晚喝汤越多者，病情也越重，于是立即决定边抢救，边对喝剩的汤进行化验，结果发现汤中果然含有钡盐, 再查食盐，才发现盐中确含有大量氯化钡。后来又反复
进行动物实验，确认了在四川为害多年并被称为Pa病的这种地方病，原来就是含钡食盐引起的氯化钡中毒。再查这种食盐的来源，却发现竟是四川省五通桥生产的"桥盐"，于是真相大白，我们也都感到能为四川人民除一害而庆幸。然而正当学校准备将此研究成果上报时在重庆的"中央卫生署"时，五通桥盐商却专程登门，又是送礼，又是说情，央求学校不要上报，以免危及他们的"钱"途，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最后还是作了广泛通报。与此同时，为了四川人民的健康，我们也向盐商提出了建议，向他们生产的"桥盐"中加入"芒硝"（硫酸钠），就可使盐中含有的氯化钡转化为难溶性硫酸钡而沉淀下来，予以去除。从此，四川就再无Pa病为害了。
如所周知，日本鬼子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无不欢欣
鼓舞，准备着"复员"回迁上海。这时，我们本来应当是可以乘船直接东归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美国主子的支持下，为了赶往上海及东北各地抢夺地盘和财物，实行他们的"劫收"，霸占了一切交通工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租乘当年的"木炭汽车"。由宜宾出发，辗转经陆路遄返上海，真可谓历尽艰辛。
当年由于汽油极度短缺，长途汽车无法运行，目睹这种困境，母校工学院一位校友和和青年教师发明了这种"木炭汽车"，就是在卡车驾驶室门外的踏板上安装了一个圆筒形的炭炉，用燃烧木炭来产生"煤气"的办法，为卡车提供燃料。这一发明，为当年克服交通困难作出了史无前例的重要贡献。遗憾的是，这位校友却在一次亲自试车中，不幸翻落山谷，壮烈牺牲。我们1946年春就是乘坐这种"木炭汽车"，由宜宾北上成都，再登秦岭，出剑门关，经陕西宝鸡转河南洛阳，再经陇海铁路东至徐州，转乘当年的津浦铁路至南京，再转乘京沪铁路返抵上海。到达上海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的宝隆医院已被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美合作所"侵占，并被改名为"中美医院"。而在我专程前往我们原在吴淞镇北的校园探望时，才发现我们美丽的校园已经是片瓦无存，变成了大片稻田。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校
园当年曾成为"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的主战场，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使我们的校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变成了一片废墟，后来被当地农民改种成稻田，只剩下原来大礼堂的地坪，由于是深厚的混凝土浇筑，而得以免遭破坏，成了唯一的历史见证，
目睹此情此景，真令人不胜唏嘘，感慨系之！
在这种医院被占，校园被毁的情况下，我们回到上海后变成了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幸赖时在上海的几位医学院老校友、老名医的积极奔走呼吁，并通过蒋夫人宋美龄的帮助，最后，据说是经蒋介石的"手谕"，才得以将我们的医院收回，但条件有二，一是不得更改"中美医院"的院名，二是要在医院的庭院中为"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目戴笠建立一座铜像，以"纪念"不久前在南京机毁人亡的戴笠。鉴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收回宝隆医院的决心，学校不得不勉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而才得以及时收回了我们的医院，并只得保留了"中美医院"的院名，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才改为"同济医院"。但戴笠铜像的事，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拖的办法，最后不了了之。否则这岂不成了同济的奇耻大辱。
医院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医学院的院址和教学用房依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后来几经努力，才获得善钟路100弄10号汉奸汪精卫得力助手周佛海的住宅，作为医学院前期（基础部）的用房。但学生宿舍则只得在市内另行租房暂用。这就是当时艰难而的尴尬局面。直到1950年初，在"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方针指导下，中央决定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加上当时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坚持申请和再三联系，经当时地下党组织的动员，医学院乃于1951年底开始西迁武汉。这是后话，将另文追记。

2007-02-15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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