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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首页  >  中国医药学与生命科学同学录   >  校园靓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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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逐鹿】百年同济,百年辉煌——同济百年历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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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历史沿革(合校前)


德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获胜后,实现了以普鲁士邦为首的全国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德皇威廉二世推进"世界政策",向海外扩 展殖民地,争霸世界。 1891年德国海军舰医埃里希·宝隆(Erilch paulun)随舰首次来上海。当他看到上海流行霍 乱、伤寒、疟疾等疾病,且缺医少药时,就决定离开海军,先回德国进修医学。1893年他 再次来到上海,就在德国总领事馆附近设立了诊所,并与在沪的几名德国医生组成"德医公 会"。1899年,"德医公会"营业不振,宝隆私下通过中国绅商和德国公司、企 募捐到一笔 款项。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克纳佩(W·Knappa)乘八国联军战胜中国的余威,派领事馆参赞费舍尔(P·D·Fischer)施压于上海的中国官员上海道扎饬善堂,拨了座落在张家浜新马路( 现上海凤阳路)旁一块地皮,给宝隆办医院。1900年,宝隆创办的"同济医院"正式挂牌。医 院的医师大都是"德医公会"成员。他们白天忙于经营自己的诊所,只有傍晚到医院看门诊、动手术。宝隆看到医疗力量不足,拟在院内设立一所德文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以培养施诊医生,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及德国高等教育司的赞同。1906年,设立了一个支持 医学堂开办的基金会,得到了德国"促进德国与外国思想交流的科佩尔基金会"的协助。筹集到一批医科书刊及新式的外科手术电动器械等物品。这些物品在启运上海前,先在柏林 医院展览一周,德皇威廉二世和清政府驻德公使孙宝琦曾到现场观看。

1907年6月医学堂开学前,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在上海不仅号召德国商人捐款,而且要求德国洋行向中国商人募捐。费舍尔还要求中国官方资助,捐款金额较多者可成为医学堂董事会董事。医学堂建立时定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成立了董事会。董事会由18人组成,主要成员有:三个德医公会元老:宝隆、福沙伯、福尔克尔;三名德国商人:莱姆克、米歇劳和赖纳;两名中国绅商:朱葆三(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及上海商务会会长,大买办)、虞洽卿(荷 兰银行买办);总领事馆的副领事弗赖海尔·冯·吕特等。宝隆被推选为董事会总监督(董事长)兼学堂首任总理(校长),全面负责学堂工作。校址设在同济医院对面的白克路 (今上海凤阳路)。1907年10月1日医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1908年,"德文医学堂"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同济"寓意德国人与中国人同舟共济)。"同济"二字从德文"Deutsch"谐音而来。1909年,宝隆博士因病于3月5日在上海逝世。上海德医公会元老福沙伯博士接任同济德文医学堂总监督兼总理。1910年12月,德国政府及工商界看到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已取得信誉和办学经验,同 时认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而且近千名德国商人在上海经商,于是他们策划办一所工学堂。12月10日,德国工商界和银行界领袖***,推选德国枢密政府顾问费舍尔博士为首,在中国建立一个德国工学堂协会。在费舍尔的号召下,短短几月就筹得175万马 克资金。

  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设医、工和德文三科。由校董事会筹措办学经费,由福沙伯全面领导学堂事务。当年,医正科三级学生张近枢、何理中、江逢治3人,按照德国大学医科考试规则参加学堂的第一次毕业考试,均顺利通过,如期毕业。他们是同济医工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2月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不久对德宣战。3月17日,上海法租界当局以同济医工学堂是德国的产业,为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当众宣布解散学校,并限令师生当日离校。为此,社会各界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设法对同济学生作善后安排。教育部马上派人商议,把学校迁到吴淞镇,继续开学上课。4月23日,教育部下令学堂改属华人私立学校,由华人董事会办学,直属教育部领导。同年12月,更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2年学校迁往吴淞镇。

1924年5月20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改名为同济医工大学(因此,5月20日定为校庆日)。1927年8月,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原医、工 两科分别更名为医学院、工学院。1937年又先后增设了文、理、法等学院,从而成为了一 所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学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同济大学医学院学生就积极参 加反帝大***,并通电社会,揭露"五卅"惨案真相,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成为抗日救国会,上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多次同上海其他大学的学生一起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积极抗日。学校还组织了抗日救护队,支援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同年8月,日本飞机接连轰炸吴淞地区,校舍 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师生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有沪西迁,途径浙江、江西、广西、云南,历经艰辛,辗转跋涉千里,于1940年10月到达四川省宜宾县和南溪县。师生齐心协力,在危难艰苦之中,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进行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当迁校至江西赣州时 ,医学院德籍院长柏德辞职,由皮肤科专家宁誉任院长,他是第一位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的中国人。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7月,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回上海。1947年,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济师生3000多人,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1948年1月,为抗议反动当局迫害进步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绝食斗争。解放前夕,学校 组织了应变会、纠察队,积极开展护校应变工作,取得了团结护校迎解放的胜利。1949年 5月,上海解放。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唐哲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医学院院长。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同济医院内迁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命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主管。同年,300多名师生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上前线为志愿军服务。1951年6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成立党支部,殷传昭任党支部书记。1955年3月,同济医院从沪迁汉,完成 后期部分的迁院工作。1955年6月,汉口协和医院划归中南同济医学院作为附属医院,迁校建校任务完成。

1955年8月,中南同济医学院更名为武汉医学院。唐哲任武汉医学院院长。同年,山东医学 院卫生系学生及部分教师调整来汉与学院公共卫生学馆师生合并,建立了卫生系。1956年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1957年2月,召开中共武汉医学院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一届党委会,设党委常委,殷传昭同志任党委书记。1958年3月,李光宇同志任党 委书记。同年,增设儿科系(1962年停办,1978年恢复)。1959年4月,召开中共武汉医学院第二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二届党委会,未设党委常委。李光宇同志任党委书记。1960年6月,召开中共武汉医学院第三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三届党 委会,设党委常委。李光宇同志任党委书记。1962年,经卫生部批准,学院在全国医学院校中第一批改为六年制。同年,在医学系增设了德语医学班,并在部分年级开设了德语普通班。1965年,苏星同志任党委书记。从1966年开始,"***"十年***,学校连续5年未招收学生。1971年,开始招收 工农兵学员。1972年增设药学系。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胜利召开,经过拨乱反正,端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校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8年起,学校由卫生部主管,受卫生部与湖北省双重领导。同年,在卫生系增设环 境医学专业。从此,全院各学科恢复招收研究生。1980年,医学系恢复德语医学班,学制 为六年。1981年2月,张泽生任临时党委书记,裘法祖任武汉医学院院长。同年8月,召开武汉医学院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武汉医学院第四届党委会,设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届),张泽生同志任党委书记。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院为首批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单位。1982年建立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并开设三年制卫生管理 专修课。1984年,吴在德任武汉医学院院长,裘法祖任名誉院长。

1985年7月,武汉医学院改名为同济医科大学。吴在德任校长,裘法祖任名誉校长。从1985 年起,在学生中试行学分制和学年制相结合的新制度。1986年,正式成立法医系,7月,召 开中共同济医科大学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济医科大学第五届党委会,设党委 常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届),叶世铎同志任党委书记。1987年2月,在马列主义教研 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社会科学部。同年实行校长负责制,11月,刘树茂同志任党委书记。1 988年创办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1989年,临床医学专业开始招收留学生,同年,恢复党委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1年成立妇幼卫生系。批准建立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 2年6月,召开中共同济医学大学第六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党委会,刘树茂同 志任党委书记,薛德麟同志任校长。同年10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在校内挂牌。1 993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武汉分院"在校内挂牌。同年成立预防医学系、环境医学系,卫生管理系、教育技术中心。1994年11月,批准建立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1997年9月,黄光英同志任党委书记,洪光祥同志任校长。同年,学校全面 实行学分制。2000年,新增生物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07-02-15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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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校庆日的由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政府为宣扬其文化,设法在中国办学,扩大其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影响。

1900年,德国医生宝隆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医院,取名“同济医院”,寓意“同舟共济”,宝隆任院长。随着同济医院声誉的提高,上门求医的病人越来越多,而医院的医疗力量严重不足。宝隆计划在医院附设一所医学堂,招收中国学生,培养施诊医生,这一计划得到了德国政府的支持。1907年10月1日,医学堂正式开学,取名为“德文医学堂”。第二年,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

“同济德文医学堂”开办短短的几年就取得了良好的信誉和经验,德国政府意识到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就决定在上海开办一所工学堂。1912年,工学堂建成,与医学堂合并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

1917年3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政府对德宣战并与之绝交,德国人办同济的历史也由此结束。4月2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训令,将“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改名为“同济医工学堂”。后经教育部审查批准立案,定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其后,同济校董会几次呈文教育部,请求准予校名改为同济医工大学。教育部经多次派员视察、核查,于1924年5月20日下达训令:“该校学制系参照德国大学通则办理,核其内容与部订大学条例尚无抵触,应准改为大学,以宏造就。”时值吴淞新校舍举行落成典礼,学校一并予以庆祝,从此以后,每年的5月20日就成为同济的校庆日。
2007-02-15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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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迁汉关键人物之一:齐仲桓小传


关心同济历史的人们一定记得那篇“50年前的报告-同济内迁纪实”吧?那是当年
我从故纸堆里找出来,并啄虫般打印出来的文章(13页,1万4千余字)。原名是“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代表团总结报告(一九五零年六月)”。同时还有一篇“国立
同济大学理、工学院代表团总结报告(一九五零年六月)”,打了3页,兴趣索然,
因为里面没有熟悉的人,就扔下了。昨晚与某位院内子弟聊天,谈起原中南卫生部
副部长齐仲桓的一生,不胜唏嘘。回家一查原文,发现我打错了字,把“桓”打成
了“垣”。在“google”上一检索“齐仲桓”,哇,也有十几篇文章!

齐仲桓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对同济在武汉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见内
迁报告)。可惜被打成右派,***中被迫害致死。只活了59岁。可惜啊!能干的领
导干部被打到,留下那些。。。。。。唉!

革命名医齐仲桓小传 徐建明

  齐仲桓,男、汉族,奉天省(今辽宁省)法库县人。生于1910年,1970年含冤去
世。1929年考入奉天(今沈医科大学,1935年毕业后曾任北平第三卫生事物所医师。
1936年任汉口平汉铁路局卫生科保健主任,1937年到河南陕州戒烟院院长,后到绥
远投奔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参加抗日活动。

“七、七”事变后,为了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中国***发出了“枪口对外,
一致抗日”的号召,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响,仲桓毅然离开商震给予他高官厚禄
的国民党部队,和宫乃泉一起投奔了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徐特立时说:
“我一直在寻找真正的抗日部队,今天终于找到了,让我参加八路军吧!”徐老笑着
说:“你们听说过叶挺吗?他领导的新四军也是抗日的队伍,他们非常需要医务人员
啊!”在徐老的指引下,仲桓从武汉到南昌参加了叶挺领导的新四军,被任为军医处
保健主任。他曾挥动双臂教战士学唱新四军歌:“光荣北阀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
的姓名……”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5日,我党中央军委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同年3月
,仲桓重回新四军卫生部任医务主任。在他的倡议下,新四军卫生部于1941年举办
卫生干训练班六期,由他亲自授课,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卫生工作者。1942年至19
45年间,仲桓曾先后任新四军三师,四师卫生部部长,并在四师创建卫生学校,培
训各级卫生干部500多人。在新四军四师创办的《拂晓报》卫生专刊上,仲桓先后发
表了《组织农村中西医》、《1945年淮北地区卫生工作附议》等多篇文章,为战争
和四师驻地的周围农民服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国民党**向华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华东野战军北撤山东
过程中,仲桓亲自带领部队医院在苏北涟水县以北收治和转运伤病员,在极其困难
的条件下,保障了伤病员的及时治疗和安全转移。1947年7月,仲桓率卫生部主力西
进,参加创建中原解放区斗争。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卫生部长、华东军区
和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并撰写出版了《农村卫
生研究》一书。

全国解放后,仲桓曾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部长;中南文教委员会
副主任;华中行政委员会卫生局长。1955年任中央卫生部部长助理,中华医学会副
会长。1956年秋率中国卫生代表团赴苏联学习考察,被苏联政府授为卫生学会名誉
会员。1957年11月1日在《健康报》发表了《苏联保健工作所见》一文。

1958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河北省承德医学专科学校当教员。1962年夏
,陈毅副总理到承德视察时对齐仲桓说:“应该多做工作,党是不会忘记对党做出
贡献的人的。”十年内乱中,仲桓又被错定为“右派分子翻案”、现行“反革命分
子”等罪名,倍受摧残,于1970年4月25日,含冤离开了人世,时年仅59岁。

仲桓一生坚持真理,申张正义,胸怀磊落,刚正不阿。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从不消沉。纵然在被冤枉的日里,仍满怀信心地为党工作。

在承德医专担任教员期间,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利用闲暇时间搞环境污染的社会调
查,用业余时间为青年教师讲授英语。

1975年2月12日,国务院卫生部为齐仲桓平反昭雪,并召开了追悼大会。悼词中说:
“齐仲桓是中国***的好党员,好干部”,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
革命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2007-02-15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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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同济长征"路线图(武忠弼)


我亲历的"同济长征"路线图
- 忆母校1937-1946的辗转播迁 -
武 忠 弼
我们同济医学院在上世纪30年代曾先后经历过二次"淞沪抗日战争"的洗礼,一次是在1932年的1月28日,那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乘势举兵南下,入侵上海,受到当年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率部抵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学校曾遭到日寇的轰炸,部分校舍被毁,但国民党很快就投降了,战事随以与日本鬼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议"而告终。另一次"淞沪抗日战争"发生在1937年8月13日。当时,日寇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驱动下,在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之后,大举南下,登陆吴淞口,直逼上海市区,我们们美丽的校园随成了炮火纷飞的战场。这时的校长翁之龙错以为战事还是会与上次的"一二八"抗战一样,很快就会结束,于是决定将学校临时迁往当时法租界上的地丰路暂避,这是母校的第一次迁移,但是这次他错了,最后不得不在1937年底将学校由上海
迁往邻近的浙江金华,并在此复课,仍然企图暂避,以便随时回归上海。遗憾的是,这次他又错了。事实是,日寇在久攻上海不下的形势下,不得不转而进犯杭州湾,并从背后与上海的鬼子一起夹攻上海。在这样的形势下,金华受到了战事威胁,翁之龙校长在同学们的强烈请愿下,乃被迫进一步南迁,从而开始了前后历时八年余的"同济长征"。我也就随着学校经历了辗转播迁,最后于1946年春回到上海。
作为母校的一名老学生,深深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把亲历的这次母校史无前例的"同济长征"的轮廓,即母校长征的路线加以回忆和追述,供同学们参考。我在地图上大致测算了母校8年往返播迁的路线,约相当于著名的红军长征,故姑妄名之为"同济长征"。
(一)在金华的短短逗留:我们在金华只逗留了大约6周的时间,1938年春由于受战事的威胁,学校不得不决定经浙赣铁路南迁江西赣州。当我们途经南昌时,当时在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的母校工学院毕业校友多人,曾向校领导提出倡议,为了安全和减少损失,他们愿为母校提供足够的船舶,力争一劳永逸地将全校师生员工和校产由南昌直运四川,并从此立足于当时的"陪都"重庆。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据说是因为校长翁之龙私心作怪,即唯恐到达重庆后他的校长宝座难保,而可能被原来的同济大学校长、当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胡庶华所取代,所以拒绝了校友的好意而坚持南迁赣州。在此情况下,当时在母校工学院读书的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就是被冯将军派人专程来南昌接走的,看来他也不赞同这样的决定。
(二)南迁江西赣州:从南昌南去赣州有一条南北流向的赣江,学校便用木船分组分批将师生员工和校产溯江而上,陆续运往赣州,赣江的江水清彻见底,但因系逆流而上,船行缓慢,我们常跳下江中用力推船前行,终抵赣州。那时,我们医学院的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设在赣州以北的吉安,学校的其他各院系则集中赣州。这时,我们还有许多位德国教授随同迁来赣州,其中包括一直陪同我们到全国解放后的生理学教授史图博(Prof. Stübel)。赣州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根据地之一,民风朴实,那时的江西全省无一所大学,对于名校同济的到来欢欣鼓舞。但由于条件贫乏,学校只好将当地原有的一些祠堂、衙门、庙宇等略加修缮,供各个单位勉强使用。记得那时我们的学生宿舍就是被安排在一所古庙里,将大殿里的菩萨请出,再用木料搭满双层通铺,入夜,大家或比肩或抵足而眠,倒也别有一番风味。那时的上课则安排在另外的衙门或祠堂里,每天早晚大家一路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步行往返
;课余就上街演唱抗日救亡活报剧,向市民们宣传抗日救国。那时,同学们大多已与家庭失去联系,经济来源断绝,学校就给我们发放"抗战贷金"每人每月7元,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习。
但是,好景不长。在赣州只逗留了8 个多月,也就是到了1938年的秋天,却由于某些师生的行为不检,而遭到当地居民的厌恶和蔑视,甚至在城外路面上写下要驱逐同济出境的标语。面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地下党员、学生会主席陶亨咸(中科院院士,已故)带头向校领导请愿迁校,在同学们的拥护和积极支持下,终于得以实现。这次迁校的目的地定为广西贺县的八步镇。
(三)在八步镇的遭遇:广西贺县八步镇是有名的锡矿区。我们于1938年秋又从赣州出发,跋山涉水,南越大庾岭,经广东韶关、南雄,沿着粤桂线,过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阳朔而徒步东行,直抵贺县八步。八步只是一个区区小镇,除盛产锡矿外,可谓一无所有,但却是日寇轰炸的目标。我们到达后,学校赶建简陋的校舍,我们就住在木板搭成的宿舍里,等待开课。就在此时,鬼子的轰炸机却又"悄然光临",不得已,我们只好跑到宿舍旁的壕沟里躲避,而鬼子真是欺人太甚,他们把飞机降到不足百米的低空,用机枪向我我们扫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鬼子飞行员那戴
着头盔的头和丑恶的嘴脸,机枪**就嗖嗖地在我们面前不足一米处的地面炸响。
等到鬼子飞走后,回到宿舍一看,我们那木板搭成的宿舍门窗和屋顶已是弹痕累累,惨不忍睹。就在这时,鬼子的**又直逼广东三水,八步又受到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八步仅逗留了不足一个月,学校又不得不决定再次迁徙。可能是考虑到想"一劳永逸",这次迁徙的目标定在了云南昆明。
(四)西迁昆明途中:从八步西去昆明,当年有两条路线供选择,一条是西越百万大山,经百色而入云南;另一条是经广西南疆凭祥,南出"镇南关"(后改"睦南关",现称"友谊关"),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转赴昆明。当时,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的迫害造成的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仇视,穿越百万大山和百色多有不便,大家乃选择了经河内入昆明的路线。就这样,我们乃于1938年11月间,用步行、汽车、轮船相结合的办法,经贺县去梧州,再溯江西上南宁转龙州办理签证入越,最后于年底前到达了昆明。
(五)在昆明的岁月:到了昆明之后,由于无法找到集中的校舍,学校仍不得不分散在昆明市内各处。后来与我们同在昆明的,还有位于近郊的上海医学院和由来自北京的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在昆明总算过了两年多的"太平日子",恢复了课业和学习,但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同学们吃的满是砂砾和稗子的米饭,又没有肉吃,在馋得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我们组织了妙语双关的"打狗队",一是暗指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走狗"三青团",二是指真的到街上打野狗来吃狗肉,聊以解馋。可是,到了1940年,鬼子飞机又经常来轰炸骚扰,"空袭警报"声不断,到后来大家几乎天天都要"逃警报"。在一次敌机轰炸中,我们医学院的一位女同学因被**爆炸掀起的泥土埋住而不幸牺牲。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又不得不决定再次转移,并把这次的目标定在四川省的南溪县李庄镇,只有医学院后期则因附属医院的需要而定在宜宾市。在这里,我们一直呆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成了抗战期间我们母校辗转西迁的最后一站。
(六)母校"西征"的最后一站李庄和宜宾: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和宜宾市均位于长江之滨,两地相距不过30里,有班轮联系,尚称方便。李庄在当时也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但却有着一系列的寺、庙、宫、殿等建筑
物可供改建使用,例如学校的总办公室就设在禹王宫、工学院设在东岳庙、理学院设在南华宫、医学院前期设在祖师殿、图书馆设在王爷庙、女生宿舍设在慧光寺、测量系大地测量组设在文昌宫、德文补习班设在郊外麻柳坪、
工学院男生宿舍设在羊街,等等。并且,除了我们同济大学外,还有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几个所也设在这里。一时间,小小的李庄竟成了群贤荟萃、龙盘虎踞的胜地。在这里,我们还于1942年5月20日庆祝了母校的35周年校庆。
从1941年春到1946年,我们在李庄和宜宾整一共呆了6个年头。在李庄的时候,我们没有电灯,晚上每个人只好用一个昏暗的菜油灯盏来读书自习,而且为了省钱,基本上只点燃一根用灯草做的灯芯。与现在同学们的学习条件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抚今思昔,真是令人既羡慕又感慨。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却为四川人民的健康作出一件前无古人的贡献。记得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宜宾中学的学生们按惯例"打牙祭"(四川同胞对加餐的俚称),却发生了大批学生中毒事件,表现为身体软弱无力,有的还有呼吸困难,生命垂危,当地称之为"Pa病"("Pa"在四川话中意为软瘫)。在接到呼救后,我们当时的校医、后来的医学院长唐哲教授等立即赶往施救,并立即判定与食物中毒有关,而且症状有些象钡中毒,同时还发现凡当晚喝汤越多者,病情也越重,于是立即决定边抢救,边对喝剩的汤进行化验,结果发现汤中果然含有钡盐, 再查食盐,才发现盐中确含有大量氯化钡。后来又反复
进行动物实验,确认了在四川为害多年并被称为Pa病的这种地方病,原来就是含钡食盐引起的氯化钡中毒。再查这种食盐的来源,却发现竟是四川省五通桥生产的"桥盐",于是真相大白,我们也都感到能为四川人民除一害而庆幸。然而正当学校准备将此研究成果上报时在重庆的"中央卫生署"时,五通桥盐商却专程登门,又是送礼,又是说情,央求学校不要上报,以免危及他们的"钱"途,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最后还是作了广泛通报。与此同时,为了四川人民的健康,我们也向盐商提出了建议,向他们生产的"桥盐"中加入"芒硝"(硫酸钠),就可使盐中含有的氯化钡转化为难溶性硫酸钡而沉淀下来,予以去除。从此,四川就再无Pa病为害了。
如所周知,日本鬼子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无不欢欣
鼓舞,准备着"复员"回迁上海。这时,我们本来应当是可以乘船直接东归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美国主子的支持下,为了赶往上海及东北各地抢夺地盘和财物,实行他们的"劫收",霸占了一切交通工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租乘当年的"木炭汽车"。由宜宾出发,辗转经陆路遄返上海,真可谓历尽艰辛。
当年由于汽油极度短缺,长途汽车无法运行,目睹这种困境,母校工学院一位校友和和青年教师发明了这种"木炭汽车",就是在卡车驾驶室门外的踏板上安装了一个圆筒形的炭炉,用燃烧木炭来产生"煤气"的办法,为卡车提供燃料。这一发明,为当年克服交通困难作出了史无前例的重要贡献。遗憾的是,这位校友却在一次亲自试车中,不幸翻落山谷,壮烈牺牲。我们1946年春就是乘坐这种"木炭汽车",由宜宾北上成都,再登秦岭,出剑门关,经陕西宝鸡转河南洛阳,再经陇海铁路东至徐州,转乘当年的津浦铁路至南京,再转乘京沪铁路返抵上海。到达上海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的宝隆医院已被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美合作所"侵占,并被改名为"中美医院"。而在我专程前往我们原在吴淞镇北的校园探望时,才发现我们美丽的校园已经是片瓦无存,变成了大片稻田。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校
园当年曾成为"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的主战场,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使我们的校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变成了一片废墟,后来被当地农民改种成稻田,只剩下原来大礼堂的地坪,由于是深厚的混凝土浇筑,而得以免遭破坏,成了唯一的历史见证,
目睹此情此景,真令人不胜唏嘘,感慨系之!
在这种医院被占,校园被毁的情况下,我们回到上海后变成了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幸赖时在上海的几位医学院老校友、老名医的积极奔走呼吁,并通过蒋夫人宋美龄的帮助,最后,据说是经蒋介石的"手谕",才得以将我们的医院收回,但条件有二,一是不得更改"中美医院"的院名,二是要在医院的庭院中为"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目戴笠建立一座铜像,以"纪念"不久前在南京机毁人亡的戴笠。鉴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收回宝隆医院的决心,学校不得不勉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而才得以及时收回了我们的医院,并只得保留了"中美医院"的院名,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才改为"同济医院"。但戴笠铜像的事,则自始至终采取了拖的办法,最后不了了之。否则这岂不成了同济的奇耻大辱。
医院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医学院的院址和教学用房依然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后来几经努力,才获得善钟路100弄10号汉奸汪精卫得力助手周佛海的住宅,作为医学院前期(基础部)的用房。但学生宿舍则只得在市内另行租房暂用。这就是当时艰难而的尴尬局面。直到1950年初,在"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方针指导下,中央决定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加上当时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坚持申请和再三联系,经当时地下党组织的动员,医学院乃于1951年底开始西迁武汉。这是后话,将另文追记。
2007-02-15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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